1981年夏季，我在邻县王闫乡白岩村读完小学，随后又回到白鲁础乡参加初中招生考试（那时上初中是要考的），秋季顺利进入白鲁础初中就读。
从我家到学校有十五里山路，中途要经过梳头岭（传说中妖魔经常出入的地方），步行得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初一的时候，我大哥读初三，来回我俩一起。初二的时候每次来回就是我一个人了，穿过路途那片茂密林子的时候，心里总是有些害怕，因为听大人们说，那里经常有狼出没，不过我从来没遇到过狼。但每次从那儿路过的时候都是小跑着，不敢在那儿停留和耽误时间。路上要是偶尔遇上个行人，心里也就踏实多了。
那时我们上学是周六下午放学，周日下午返校。自带粮、菜和干粮。粮食就是包谷磨成粉，学校一天三顿都是糊汤。菜都是自带的，基本上都是酸菜、腌菜为主。那时我们去学校，用一根木棒或竹杆，挑在肩上，一头挂个菜筒，另一头挂个布袋（里面装的粮食和干粮），那时回家我是不带书包的，一来在家呆的时间短，二来有空还要帮母亲做点儿农活。
每斤粮要交六斤柴。学校每学期都要安排几个下午，由老师带着学生自己上山砍柴交给学校。我们打柴的那条沟叫曹家窨，下午吃过饭就三五成群往那沟里跑，每人带着个大弯刀，砍上一大堆就开始捆。附近如果有藤条还好捆，如果没有藤条就要找韧性好的湿木条把一头打成结再捆，捆好了一头扛在肩上，另一头拖在地上，连扛带拖弄回学校。一个下午一般砍两捆柴，把一捆拖回二三百米再回过头拖另一捆（我们管它叫打转盘，返回的时候空着手能歇一会儿），那时我人小力气小，一捆能拖个七八十斤左右。手上划几条口子，肩上磨出几条红印，那是经常的事了。
学校共有四排平房，每排九间。最西边一排土房是学生宿舍，是五十年代建的，当初盖的时候是两层。后来一位校长抽烟，不小心把二楼给烧了，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层了。从西往东第二排靠山根是一个教室，靠河边是伙房，正中过路道两侧是教师住房。学校大门就在这两排房之间靠河这边，木框、木门、木拴，漆成红颜色的，和大多数住家户的门没什么不同，只是稍大点儿而已（这个大门正对着对面山上的一条小沟，后来富中同志当校长时往东移了几十米位置，也就是现在的位置了）。第三排主要是教师住房，靠河边几间一般住的是校长、教导主任、会计等。最东一排房盖起时间不长，是青砖柱子土坯墙，这些土坯是上几届学生勤工俭学做的。两头是两个教室，中间有三间教师住房。我上初一、初二的时候教室就在这排房的南头（靠山坡处）。
学校教师基本上都是白鲁础本地人。八十年代初边远地方的教师，大多数是民办教师转正或者经过短期培训上岗的代理教师。我上初中时，校长翁学德，教导主任李家庭，会计丁伯云。翁贵德老师是我初一、初二班主任，并代我们语文课，他一手粉笔字写的工整、美观；李家庭老师代数学，对学生要求比较细致严格，作业批改一丝不苟；初一英语张家富老师，初二英语是曹艳慧老师，那时英语是我们最怕的科目；初二物理姜鸿章老师，姜老师会修拖拉机，那时我们很崇拜他；另外殷立武、权甫成、刘广庆、高长军、吴功林等老师都直接或间接给我们上过课。
那时学校没有电。教师办公用煤油灯照明，学生是不上晚自习的。我记得初一、初二时全县没有组织过考试什么的，平时每学期最多就是期中期末两次考试，大多是老师在黑板上抄题，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答题。像数学就是出五道大题，每题20分（一个班上不及格的人很多）。那时学校对学习抓的不紧，学生下午一放学就疯玩，课间做的最多游戏就是“斗机”。
上初中时我也曾逃过学。初二那年冬天太冷了，手脚都冻坏了。宿舍晚上是北风呼啸，雪花都飘落在被子上；教室里也像冰窖一样。感觉上学也没多大前途，我就回去打算不上了。在家呆了一个多月，后来三叔又把我送回学校。我刚在教室里坐下，班主任老师来上课了，他还没发现我。他对全班同学说，现在好多同学上到中途就跑回去了，其它同学不上算了，这个简国志同学我们还要去找找。那时学生上学很随意，今天来明天走是常事，一般学校没人过问这事。
1983年秋季开学，也就是我上初三那一年，学校新分配来了两个老师：翁大明、杜贵才，这也是第一次有大学毕业生直接分配到白鲁础初中，王孔海老师又从赵川调到白鲁础初中。翁大明老师代语文、政治，班主任；杜贵才老师代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；王孔海老师代英语。学校也给他们定了目标任务：一定要打破中考零的突破。翁大明老师就开始研究班情，从点上找突破，要抓重点学生。像我和李家春、李伟、吕子成等人成了重点培养对象。后来田炜又从梁家坟转来，增加了一个实力派学生（因为刚开始来时田炜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）。我们几个重点学生也是各有所长，数、理、化是我绝对的强项，英语薄弱，语文、政治一般；田炜比较全面，语文、政治较突出；家春各科比较匀，李伟偏文科一些；子成英语稍强一些。
学校新买了几盏汽灯（燃料还是煤油，通过打气，让煤油变成雾状，通过石棉灯泡充分燃烧）供教室照明，每天安排上两节晚自习。老师们积极性也高，在备课上下了不少功夫，讲课也很带劲。定期不定期找我们几个谈话、鼓劲。油印的试卷也多起来了，每次考试后还要分析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在语文方面我主要就是背课文，几乎每篇都能背过，背不过的也能叙述个大概；英语王孔海老师对我指导的多，进步也十分明显，单科成绩逐渐进入前几名（中考时只错了个填空，满分30分，得29分）；数理化经常在课堂上和杜老师争的面红耳赤，如几何证明的反证法、化学方程式的配平、关于浮力的一些计算等，杜老师经常喊我去做一些难度较大的题。但是学校要想破中专录取零的记录，师生都还显得信心不足。
那时中考前有个预选考试，预选指标全县拉通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各校。我们中考预选考场设在赵川中学，考试前一天，翁大明老师带着我们一早就从学校出发，走了大半天，下午三四点左右赶到了赵川。这次王孔海老师也来了，他家就在赵川住，从学校出发时，他给了我五斤粮票。
预选考试后我们班就留下不到10个学生了，我和田炜在赵川区排进了前10名，但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。后面将近两个月时间就是全力以赴备战中考。记得考试后我和子成在赵川一家书店合着买了一套中考复习资料，这套资料在后期复习中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，因为上面总结的非常系统，好多例题、习题我们平时见的很少。
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复习，我们真正踏上了中考的征程。第一天从白鲁础走到赵川，第二天从赵川走到湘河。刚涨水不久，丹江河水汹涌波涛，我们上了一条大船，摆渡过了河，再挤上一辆大卡车，天快黑的时候终于赶到了商南。见到服务楼三层高的楼房，“将来一定要到有楼房的地方去”，心里默默地念着。
我们住在城关镇旅社，考场设在二中。那时二中全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，一排又一排，感觉房很多很挤。语文考试第一题就是拼音，完整地拼出来就是“我们的老师满意地笑了”，作文题目好像是《记一件最有趣的事》，语文考下来我轻松了很多。而问题出在理化考试上，到了考场才发现忘记带准考证了，急得我满头大汗，飞速地跑回旅社，幸好在床上找到了准考证。返回去的时候又急忙找不着考场了，等找着考场进去时迟到了好几分钟。理化加在一起，题量还是挺大的，慢慢地平静下来后，从前到后一道一道做，离考试结束前15分钟基本上做完了。忙中出错，物理最后一道滑轮组的题，在草纸上我做的都是对的，但写到试卷上时写错了，把本该三根绳子受力写成了两根绳子受力，计算结果全错了。试卷交了以后才想起来，那个郁闷劲就别说了。
苍天不负有心人。当收到体检通知时，姐夫领着我翻山涉水，过开河、沿丹江，用一天半时间，长途跋涉近百公里，赶到商南县城。教育局大门口走廊里贴着中考榜，几张大大的红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同学们的名字、分数和名次。我费劲地找自己的名字，好一阵儿没找着，再猛抬一下头，原来名字在第一行，全县排名第四，这个成绩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那年全县中专录取人数应该在50余人（一半左右上了商县师范）。
最高兴的是母亲。含辛茹苦，总算有个结果和回报。母亲曾说“幸亏你考上了学，要不你这瘦弱的身体在农村，日子可不好过。”学校老师也很高兴，在中考志愿填报时，杜贵才老师说“师范好，什么课程都开设”。其实那时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，就相当于提前给你发了个铁饭碗，将来毕业后就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了。
其实我的心情是复杂而很平静的。再也不用每周翻越那有狼出没的深山老岭了；再也不会和同学讨论这个题怎么去做了；再也不会有老师批评我自习课偷看杨家将、岳飞传了；再也听不到翁大明老师每天清晨大声朗诵“在那苍茫的大海上”；再也不会在课间和杜贵老师玩“斗机”的游戏了……
到有楼房的地方去看看；不再一日三餐都是糊汤；不再像祖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。我的梦简单而单纯。
白鲁础，我梦想起飞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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